12月24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就网络安全问题表示，建议进一步加大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力度，包括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，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，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、实名登记事项过滥等问题。（详见今日大河报AⅠ·12版）
“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，避免实名登记过滥”，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，王胜俊副委员长提出的这一建议，无疑非常值得点赞，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合理必要性和针对性。众所周知，长期以来，在我国，各种名目的“实名制”一直存在十分突出的过多过滥倾向——在许多社会管理领域，一旦相关管理部门认为需要“加强管理”，无论是否足够合理必要，“实名制”往往都会成为“加强管理措施”一个重要选项。
很明显，大量明显过多过滥的“实名制”或者说“实名登记事项”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不仅会在“生活便利”层面，给民众在相关办事、消费过程中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麻烦，而且从“个人信息保护”角度来看，它事实上也是导致“大量个人信息泄露”甚至处于某种“裸奔”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诚如王胜俊披露的，“检查发现，有的互联网公司和公共服务部门存储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，但安防技术严重滞后，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和盗用。一些单位内控制度不完善或不落实，少数‘内鬼’为牟取不法利益铤而走险，致使用户信息大批量泄露”。
这种背景下，无论为了减少民众的办事不便，还是为了强化“个人信息保护”、避免信息泄露，“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，避免实名登记过滥”，无疑都显得势在必行。那么具体如何才能有效避免“实名登记事项过滥”，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，或许不可或缺。
其一是，“合法性”原则。按照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政府行为法治原则，任何“实名制”的实施，都必须首先获得相应的法律授权、确保“于法有据”。也就是说，凡是“没有法律法规依据”的“实名制”，都应被认定为属于“过滥”的“实名制”，应该坚决予以撤销、叫停。
其二是，“合理必要”原则。任何“实名制”措施的实施，除了合法性，还应同时具有充分的合理必要性，这意味着，如果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，也能达到相应的管理目的，则不应轻易实施“实名制”这一具有很大“信息泄露风险”的管理措施。
其三是，必须确保“实名制”能与“个人信息保护”之间实现充分平衡、兼顾的原则。当然，应该承认，在许多社会管理领域，“实名制”确实必不可少，如银行金融、网络通讯等领域，但即便这些领域的“实名制”确属必要，在施行的同时，也必须同步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，最大可能地降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某个领域、部门没有能力充分保护其所登记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，那么即使确有实名登记的必要，也不能轻易施行“实名制”；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明明有能力有条件更好保护实名信息，却没有充分履行自身保护、“把关”职责的单位和部门，一旦出现因施行“实名制”而产生的信息泄露，必须强化问责追责，严厉追究这些单位和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，让其为自身“只顾实名登记，而不顾实名保护”的行为，付出足够的法律代价。
来源：大河报
记者：张贵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