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个叫“建国”的名字，找不到几个“大姐”。不过，我家还真有这么一位——我的大姐生于1949年，她的名字叫董建国。
70年前，我的父亲是一个进步青年，师范毕业后在淮阳南门完小任职。因为对新中国的热爱，他坚定地给他的头生女儿取了“建国”这么个名字。我爷爷说：“这闺女该‘素’字辈儿，叫建国岂不是乱了辈分？”亲邻也纷纷劝说，直到大姐上学报名时，父亲的一个朋友还来家里质问：“孩子的名字是咋起的？一个女娃叫建国，都以为是男孩哩！”但年轻的父亲很坚决：“与新中国同龄，叫建国咋了？谁也不许改！”一锤定音。
叫“建国”的大姐在家颇受宠爱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男孩子一般顽皮，上树爬墙，和邻里的孩子们啥都敢干敢玩。初中时，大姐在淮阳一中上学。天资聪颖、思维敏捷的她属典型的“学霸型”，学什么一学就会，课堂上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让老师们都对她记忆深刻。她的伶牙俐齿，也令很多老师奈何不得。
大姐初中毕业时报考的是技校。得到消息，父亲那个当教导主任的同学专门找到大姐，说你这闺女分数这么高，志愿咋报个技校？我给你改了吧？大姐调皮地说：“自愿就是我自己的愿，不是你主任的愿，也不是家长的愿，改了就不是自愿了。”就连县教育局长无意中知道了，也找到我父亲说：“这闺女的分数可以挂上省重点高中了，咋让她上技校呢？”
然而，因为当时家中人口多，生活不宽裕，父亲实在凑不出大姐去省重点高中的费用。无奈，16岁的大姐去了可以提供生活费用的省第二技工学校，而且她还特高兴：“这样我就可以不花家里一分钱参加工作了！”
1966年国庆前夕，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大中专学生时，大姐正和几个同学在武汉游玩。闻听消息，大姐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。可第一次坐火车的她，从坐上车就晕得天旋地转，到郑州时已人事不省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停步搭长途车回到了家里。从此，因为晕火车的缘故，除了回家外，大姐基本就没出过远门。
没能到北京亲见毛主席一面，大姐每次讲起这件事，总无法释怀。
毕业后的大姐被分配到了开封缝纫机厂。那时的开封缝纫机厂，正处在广纳贤才的筹建中。大姐是技术工人，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做车工。机修车间是技术科室，生产出缝纫机模具和各种机器道具，再供厂里批量生产。当时，机修车间才几个人，大姐是当之无愧的元老。不过，大姐的资格远远比不上我的姐夫邱大哥。邱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，也是技校毕业被分配到机修车间的。邱大哥比大姐大几岁，个大心实，人缘极好。
快人快语的大姐一出现在车间，就把邱大哥给迷住了。他们结为伉俪后，育有一儿一女。儿女们在他们的激励下，都上了大学，完成了大姐当年没能实现的心愿。
上世纪70年代，当开封缝纫机厂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国家二级企业时，大姐大哥都带出了不少徒弟，再后来，缝纫机厂转型后，他们又带头生产桥梁道具。到退休时，他们双双还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和权威，各自带徒一群，成为一对名副其实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……
近些年，大姐的晕车终于有所缓解，能够出远门了。2017年7月，在儿女的陪伴下，大姐终于到了首都北京——她向往已久的地方。站在天安门广场，大姐热泪盈眶。她说，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，她感谢党和国家，是党和国家给了她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，给了她一个温暖幸福的家。
当然，大姐也没有辜负父亲当年的美好意愿，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技术工人，为新中国添砖加瓦，并见证了新中国一天天的强大。
作者：大河网 董素芝
编辑：河南商报 苏正豪
来源：大河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