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小天的烦恼，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时福茂看来，和施行20多年未大修的劳动法有关系。

多位专家呼吁，急需对劳动法进行全面梳理完善。

【现象】

劳动法20余年未大修

难以适应各种“隐性”加班

　　

时福茂调研发现，员工超时工作、微信工作群不分工作日节假日狂轰滥炸，已成为不少企业的常态。“尽管很多企业存在超时加班现象，但劳动法中只规定了加班报酬标准，并没有涉及劳动者健康方面的保障及补偿机制。”

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长勇也注意到，很多企事业单位以降低底薪、加大提成的形式刺激员工加班，形成表面上的“主动”加班。“由于缺少严厉的罚则，很多用人单位认为劳动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。”

在时福茂看来，这些现象和施行20多年未大修的劳动法有关系。

1994年7月5日，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，标志着我国劳动制度建设进入法制化轨道。

20多年来，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，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化，在劳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愈发凸显。近些年来，有关修改劳动法的呼声和讨论不断高涨。

　　

【问题】

法规间“打架”

需要明确工时制度

　　

我国劳动法规定，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。

而在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修改《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》的决定已将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，改为每日工作8小时、每周工作40小时。

“尽管从颁布的先后顺序来看，该规定构成了对劳动法相关问题的修改，但从效力层级上来说，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属于下位法，每周工作44小时的规定属于上位法，但人们普遍执行和遵守的却是下位法，造成了法律适用规则的混乱。”李长勇说。

为避免产生此类冲突，时福茂建议修改劳动法第三十六条，明确授权国务院在法定范围内制定具体工时制度，便于国务院按照社会经济形势及时合理地确定工时制度。

而对于如何打破“加班潮”的问题，时福茂认为，首先要在修法时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规范，着重突出对劳动者健康权的保护措施，并根据劳动强度等确定相应的补偿机制。同时，打通举报通道，实行举报奖惩措施，劳动者还可向工会组织或劳动仲裁机构反映。

　　

【破解】

增加用人单位违法成本

　　

“劳动法确实该大修了!”南京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授周长征指出，劳动法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，相对于劳动者所受到的侵害力度明显不够，难以对违法用人单位形成足够的威慑力，这也是用人单位一再违法甚至知法犯法的重要原因。

“同时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力量不足、手段有限、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力，直接影响劳动法律贯彻落实。”周长征说。

周长征认为，应赋予劳动监察部门更多执法权，劳动监察部门可探索从“有举报再介入”转变为“主动介入”，从源头上遏制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。

“对于违法单位应加大处罚力度予以严罚并责令整改。同时，建议提高赔偿或处罚标准，增加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。”周长征说。

　　

【链接】

哪些人“加班”最严重

　　

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“劳动就业”专题民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，男性、青年、已婚无子女者、学历最低者、高收入者、体制外单位员工超时工作较为严重。

近五成从业人员的每周劳动时间在40小时以内，近四成从业人员为41~50小时，每周工作达51~60小时的比例占一成，另有极少数从业人员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及以上。

从性别上看，男性超时工作的情况要比女性更普遍，其比例分别为62.3%和42.2%；

从年龄上看，青年劳动者超时工作情况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，30岁以下和30~39岁的比例分别为54.9%和52.2%；

从婚姻状况来看，已婚无子女的从业者更容易超时工作，其比例为55.9%，未婚者和已婚有子女者则持平；

从教育程度看，学历最低者超时工作的情况最为严重，其比例达到了72.7%，其次是高中、中专程度与研究生以上者。

（据《法制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