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前，王先生收到一份礼物：可口可乐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限量款礼盒。说来也巧，王先生是1978年出生的，和中国的“改革开放”同龄，今年恰好40岁。接到这份礼物那天，恰恰又是他的40周岁生日。

其实，历史不就是由一个接一个或巧合或耐人寻味的故事串起来的吗？

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，从某种角度看，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商业故事串起来的。比如，我们透过一家进入中国40年的企业、透过她的员工，亦可管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可口可乐纪念罐礼盒与70后的记忆

王先生看到，这款纪念罐礼盒里，还附送有记录40年时光碎片的贴纸。

他说，年代越久远，他就越觉得亲切。比如表现1978~1988年代的贴纸，他看到了搪瓷脸盆、缝纫机、铁皮暖瓶……这些都代表了他儿时的记忆，“现在我们家里还有一台华南牌的缝纫机，还能用。”

送给他这份礼物的朋友，姓林，比王先生长一岁，称得上可口可乐的忠实消费者，一位“发烧友”。

送给他礼物那天，林女士回忆说：“小时候，（上世纪）八九十年代，我们喝的都是郑州本地产的桃汁，也就三五毛钱吧。后来，我们喝雪菲力，一种汽水，记得比桃汁贵一点。再后来才有了可口可乐、雪碧。不过我们不常喝，当时觉得还是贵。记得到了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买得就多了些。相比可口可乐和雪碧，我更喜欢喝醒目，现在也一样……”



看上去，这多像可口可乐一直咏诵的那句话：时间在变，在乎不变。

当年只有特殊人群能买到，算得上“奢侈品”

其实，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售，几乎和“改革开放”同龄。据郑州太古可口可乐工作人员介绍，1978年12月13日，可口可乐与中粮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，向中国内地提供可口可乐，并设厂、灌装销售。

就在可口可乐与中粮商定合作协议的同时，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外一间会议室里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。4天后的12月17日，中美双方发表了《中美建交联合公报》。

1978年12月18日~22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中国宣布改革开放。而在12月19日，可口可乐公司在美国宣布重返中国大陆市场。

1979年1月，第一批3000箱可口可乐，从中国香港出发，乘火车前往北京和广州，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重返中国大陆市场的外国消费品。

据说，根据当时的协议，可口可乐仅可供应涉外饭店、旅游商店，销售对象只能是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、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，仅限以外币或外汇券购买。在当时，每瓶约合1美元，算得上“奢侈品”了。

一家很早就进入河南的外资企业

多年来，从境外世界500强企业进驻中国市场的速度看，作为内陆地区的河南，开放进程通常比沿海地区晚一些。比如最近几年进驻郑州的几大会计师事务所，差不多都把郑州排在了第20位前后。

在改革开放的早期，也是如此。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批灌装厂，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建在北京、广州、厦门、珠海、上海等地。直到1996年，可口可乐才走进河南。

不过，郑州太古可口可乐仍然算得上较早进入河南的外资企业。在它之前，被公开报道、有据可查的，也不过只有1983年成立的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——洛艺彩印中心、1985年奠基的开封正大有限公司、1993年兴建的郑州日产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外资、合资企业。

媒体公开报道显示，直到2005年，在河南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才达到35家。后来的开放进程在不断加快：至2010年底达到67家；2015年底达到84家；2017年底达到127家。

在他们眼里，改革开放40年来是这样的

【A】不毛之地日渐繁荣

郑州太古可口可乐就在如今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上。

法东辉，在这家公司建成开业之前就已入职，现在已经是仓储配送部经理，至今已工作22年。据他回忆，当时这条路并不叫科学大道，而叫重阳街。“那时候就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公司开业典礼就是在这条路上举行的，那时候压根儿不过车，你看现在，天天堵车。”

郑州太古可口可乐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石琨，入职于2003年。那个时候，这里只通一条31路公交车。不同的是，来往于市区与高新区之间的人已经很多。“上下班时乘公交车就像春运一样。”

【B】稀缺奢侈的西洋产品越来越寻常

当年，一些西方产品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，往往很稀缺。

石琨还记得，麦当劳在北京开店以后，她有几个同学竟然一块儿特意跑到北京，不是为了旅游观光，只为吃上一餐麦当劳。至今，她仍觉得不可思议。

在今天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可口可乐仅限以外币或外汇券购买。直到1年后，供应涉外场所之后剩余的可口可乐，在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后，才投放到了北京市内销售。

在郑州土生土长的法东辉，至今清晰地记得，早期的时候，一瓶500毫升的可口可乐，3块钱。当时的烩面才2.5元/碗，烧饼1元钱4个。现在，烩面已经卖到16块钱，这款500毫升的可口可乐还是3块钱。

郑州太古可口可乐市场咨询部经理唐燕说：“那时候3块钱的饮料已经是很高层次的饮料了，今天，十几元的饮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，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变得民富国强。”

【C】从郑州太古可口可乐  看本土经济社会发展

法东辉：“最早的时候，我们河南省境内只有一条开洛高速公路，我们到信阳、南阳送货，路远，不好走，晚上只能在当地住一晚，第二天才赶得回来。道路不好，货损也多。现在高速公路早已经四通八达，我们的理念就变成了零货损。”

法东辉：“随着不断开放，内地的人才素质也在提升。在2010年以前，太古可口可乐在全国各地分公司的高层——总经理及总监层面，大多是港台人士，以2010年为分水岭，随着内地的高等教育发展，外资企业的培养，在外资企业高层中的大陆人士越来越多。”

销售运作财务控制经理何琼：“早期外资企业都享有一些优惠政策，包括企业所得税‘两免三减半’，到后来，超国民待遇都取消了，外资内资企业一个样。这几年，国家在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方面做了很多。税务部门的服务意识也越来越强，尤其是郑州。”

何琼：“改革开放40年，我作为财务人员，对科技的力量感受很明显。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各地的营业所大多数都需要三四个财务人员，现在多数只需要一个人。早期，银行还专门派两个人驻我们公司，就干一件事儿：点钞。”

唐燕：“我觉得太古可口可乐这样的大型外资企业的文化，值得本土企业学习，比如我们公司，对安全特别重视，业务代表骑行电动车必须戴头盔，否则会被辞退。在我们办公楼上下楼梯时，就会有语音自动提醒你扶着栏杆，不要低头看手机。再比如给员工的福利，我们就特别完善，对女职工，我们有193天的产假，对男职工，有一个月的陪产假。很多企业都不喜欢女性员工，但太古可口可乐却有专门的女性均衡计划，特意培养女性领导力。这些，即便改革开放到了今天，本土企业仍然没有做到。”


作者：河南商报首席记者 王俊伟
编辑：河南商报 张路
来源：河南商报